他们试图让这些统治者接受自己的理念，就需要妥协和合作，如果不妥协，他们的设想完全没有发挥的空间，只能退而著书，记录自己的政治理念，以待圣君。
有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企业债发行总额达5713.53亿元，同比增速达191.9%，发行主体以地方城投公司、地方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等为主。就目前地方政府已经捉襟见肘的财力而言，显然不足以承担这部分巨额开支，唯有通过举债来支付。
但与拉美国家相比，中国具有它们所不具备的特点或优势：一是中国今后的债务增长，类似于日本模式，即内债占绝对高的比重，且中国又是外汇储备第一大国，故受外部冲击会比较小，发生危机的概率较低。若按10年来分摊，则每年财政要多拿出1500亿，这就只有靠负债了。中国经济是否会陷入拉美怪圈拉美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普遍实施赤字财政─负债增长战略，从而轻松地避开了当时的世界经济衰退，该地区在1973-1980年的经济增速达到5.5%，大大高于同期全球经济增速。但如前所述，这些举措都需要举债来实现，但这并不是难题，关键的问题是地方政府有没有意愿和动力去做这些事情，如果不转变政府职能，恐怕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目标的全面实现，又会遥遥无期。因此，今后城镇化推进的力度，将更多地取决于各个地方政府的债务管理能力。
对服务民生而言，就是要让公共服务产品的效用最大化。否则，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现象就无法根治。按照我们前文论述，可以将整体经济划分为两个部门：出口部门与非出口部门。
这一速度仍旧相当高，但与过去10年我们曾经取得的21.3%的速度无法同日而语。本质上，这是过去十年中国经济享受之前的改革红利、人口红利与全球化红利却在制度改革上严重滞后所不得不承受的苦果。先来看出口部门增长潜力。1989年之后韩国出口速度趋缓，新上台政府仍全力追求增长，并依靠政府对金融业、财阀的紧密联系，依靠庞大的固定投资维持经济的快速增长。
换言之，与2001～2010年十年期间取得的10.5%的平均增速相比较，中国经济可能不得不遭遇痛苦的增速下台阶。（来源：FT中文网）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
就出口部门技术进步外溢效应而言，取决于出口部门增速与内生增速之差、出口部门占比、资本形成增速、过剩产能及外溢效应参数。如此，中国的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合二为一，在这个10年所取得的10.5%的增速实际上是出口快速增长与加杠杆拉动的综合后果。这一特点对于未来中国经济潜在增速打下了深刻烙印：当出口增速不可避免必将下滑的同时，资本形成贡献度也将在过剩产能压力下下滑，导致中国经济增速轴心下移。在70年代，出口贡献占经济增速的76%，80年代仍旧高达56%。
第三阶段，杠杆化发展阶段。与韩国不同的是，这一阶段中国继续保持着非常高的投资增速，而由于投融资体系改革滞后，过多的信贷资源流向低效率的地方政府与国营企业，过剩产能持续升高。首先，人民币在经历大幅升值之后，低估程度从1994年之前的100%以上收窄到零附近。朴正熙总统上台之后，制定了雄心勃勃的经济计划，通过政府的强制性力量以间接融资方式支持私营企业，在国内进行了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在交通运输、邮电通信、电力、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了如汉城至釜山高速公路、中央线等电气化铁路等大型项目。
这个阶段资本形成贡献超过了出口贡献，付出的代价是过剩产能与债务比例的直线攀高。赶超经济体，按照定义，往往是落后的农业经济。
出口部门直接接入全球生产链条，对于学习与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经济流程具有最小半径，后发优势能够得到最佳利用。历史上，日本出口占全球出口比例在达到8.8%的高位之后开始下滑，到2011年中国出口在全球出口比例已经高达10.4%，继续上升的空间不大。
80年代的改革开放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在巨额投资成为主要经济增长动力的同时，过剩产能从20%左右跌落至个位数水平。而从中国出口占全球份额的角度看，很难期待它继续大幅度提升。出口部门获得的技术进步与经济流程改善首先溢出给为其服务的国内配套部门，并透过后者溢出到第二层次的配套部门，如此，涟漪效应之下，整体经济技术水平快速上升，经济体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张。基于此，假设未来10年出口增速为8%，占经济比例约为30%，内生速度为3.8%，过剩产能平均为30%，则经济增速将为5.4%左右。巴西的失败源于第二阶段。中国的经济起飞经历了与韩国类似的历程。
其次，这一轮全球化过程消减了很多贸易障碍，未来可以大幅消减的障碍减少。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答案，有可能决定什么样的经济、社会政策是合适的。
需要注意的是，4.0%的内生速度远低于上一个10年的8.0%，及上世纪80年代的6.6%，反映出中国后发优势的减小以及改革滞后的负面影响。其次，随着中国人口红利耗尽、消费占比转折上升，中国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也在快速耗散之中。
在过去10年，出口部门平均占比约为31.7%，平均速度约为21.3%，贡献了10.5%经济增速中的6.8%，非出口部门平均速度约为5.5%，其中外溢效应为1.5%，内生速度为4.0%。在这种产品结构下，要取得进一步的全球份额，中国需要向占据更高价值链地位的发达国家出口大国如德国、日本等国挑战，竞争优势更多地不再是依赖低成本劳动力，而是科技水平与创新速度。
60年代巴西军政府上台之后执行了与朴正熙总统类似的政策，重大的区别是其经济计划大多数由国营企业来完成，导致巴西经济从来没有成功地走入第二阶段：在60年代投资拉动的高速增长终结之后，巴西未来依靠出口贡献接力增长，反而由巨额无效投资、政府赤字酿成债务危机与恶性通货膨胀，经济发展受挫。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1972年，投资贡献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如前所述，非出口部门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扩张速度取决于两个成分：内生速度与出口部门技术进步外溢效应。这个过程之中的技术进步依靠投资而固化在生产流程中，反映在数据中的投资对增长的贡献实际上更主要地是度量了技术进步的贡献。
就内生速度而言，主要取决于后发优势、资源配置体制改革。过高的过剩产能压力之下，1997年危机爆发，资本形成贡献直线下滑，经济增速也下台阶运行，迄今没有恢复。
由于这些项目内嵌现代技术，具有被验证的技术与经济合理性，它们的完成有效地提升了韩国的经济技术水平，为韩国经济腾飞打下了良好基础中国能不能继续作"世界工厂"，现在看来还不成问题，因为中国的优势是有足够的劳工，除了高端技术以外，你想找到的劳工，中国都有。
西方也腐败，民主制也腐败，这毫无疑问的，腐败是人的本性，一旦你有权力，你就要滥用，但是他们的腐败总的来说还是个别现象，出现的频率比较低，不是很普遍。所以我们看到，经济成功了不等于人民就幸福了，这个等号现在在中国肯定不能画的。
本报记者专访了邓钢教授，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解读今天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及可能的趋势。而官方资料和统计数字说工业增长是一直进行的，这就说明了，当时中国工业产值变化是靠剪刀差获得的。用人为的手段干预经济、操纵价格，游戏规则和西方不一样，所以很多国家对此是非常有戒备的，特别是中国的一些国有企业，收购外国企业的时候总是遇到麻烦-道理很简单，你进来以后然后按自己的方式操作，自由市场就完了。实际上，严格地说，这是一种去工业化，并没有往前进。
实际上，一旦政府掌握资源就不再是为多数人谋利益，而是借机为少数人谋利益了，这是人的劣根性决定的。清朝时期，国家仅仅控制GDP的1%左右，现在中国政府控制了30%-40%。
为什么呢？中国变化的大方向是现代化、工业化，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都是得失相当或是失大于得。政治方面，过去的中国领导者、政策制定者，那些计划经济的决策人，基本都算共产党的革命干部，这些人不够专业，虽然有热情，但不够专业，挺难为他们-让他们脱了军装管理国家。
在历史上来看，一旦前者超过后者，一般来说不会发生倒退了，就是说中国的工业化只能往前走了，已经退不回去了。你的研究中提到，晚清和民国的腐败并不严重，那么与此相比，现在中国的腐败有哪些不同和危害呢？邓钢：晚清和民国有一个和腐败抗衡的机制就是私人企业，私人占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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